兼具商业和公益性质的社会企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球聚看点

近日，2023社会企业（北京）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主管部门、优秀社会企业、金融机构、影响力投资机构、基金会、专家学者及行业服务机构，围绕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新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经验分享。

作为一个新兴事物，社会企业究竟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目前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如何？还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服务机构负责人和金融机构相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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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既要解决社会问题，又能实现自我造血

何谓“社会企业”？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何立军告诉记者：“目前学界对此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在其价值取向、基本特征、功能作用等方面形成了共识——作为一种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并兼具商业和公益性质的新型混合组织形式，社会企业具有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特点和独特优势。”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原书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在主旨发言中强调：“社会企业作为兼具市场与公益职能的组织，是中国式社会建设现代化最具活力的力量，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最短板和关键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要抓紧补齐社会企业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中国式社会建设现代化。”

“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长于晓静告诉记者，“和公益组织相比，社会企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面对比较薄利的领域，商业企业一般不愿意涉入，社会企业却能在这方面消解市场失灵，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对于民生的发展非常重要，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解决民生问题的传统思维，即不能仅靠政府买单和公益组织筹款。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既要通过提供普惠型服务和产品来实现社会效益，又要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企业认定平台CEO、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天府社会企业板首席顾问夏璇也强调了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鲜明作用和独特方式。

何立军从三次分配的角度阐明了社会企业的作用。他认为，在三次分配中，政府组织主导的再分配没能完全弥补市场组织主导的初次分配缺陷，而以社会组织参与为主的第三次分配也没能弥补好政府组织主导的再分配空缺，“三大部门”在财富资源的分配流动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上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低效率的情况。

“作为混合型组织的一种特殊类型，社会企业兼具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特点，既要追求经济目标、实现经济价值，又要追求社会目标、实现社会价值。”何立军分析社会企业集效率、公平和自愿三者于一身，既有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又有市场组织谋求自身发展的自我造血能力，同时也摆脱了对政府的“非制度依赖”和“体制性吸纳”，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参与兴办社会事业、为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赋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公益和商业功能有机融合，弥补了“三大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存在的不足。

据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和南都基金会2019年发布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截至2018年底，以低方案计算的全国社会企业为1684家，以高方案计算的全国社会企业为175万家。低方案计算的社会企业是指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企业，不仅要自己认同，而且要得到行业认可，即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高方案计算的社会企业是指无意识的社会企业，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社等。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社会企业蓝皮书：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报告（No.1）》（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社会企业具有多元法人性质，有65.5％的社会企业是企业法人，有32.2％社会企业是非营利组织，2.3％的社会企业为合作社。当下，社会企业普遍对认证工作比较重视，已有35.6％的社会企业通过国内认证，获得国外认证的社会企业占3.4％，仍有30％的社会企业还没有开展相关的认证工作，处于申请认证中的社会企业占总数的13％。

在社会企业的地区分布上，统计数据显示，社会企业多分布在四川、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其中分布在四川的比例最高。

北京、成都等地不断优化政策环境，促进社会企业发展

《报告》显示，北京、成都、顺德和杭州的社会企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积累了较好的经验。

2011年，北京市发布《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发展。“这使北京成为全国最早在市委文件中提出鼓励社会企业发展的省份。”于晓静向新京报记者介绍。2016年，《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发布，提出要分类开展试点，大力推动以服务民生和开展公益为重点的社会企业发展，并且将社会企业作为一个专栏。2022年，北京出台《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这是北京市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里程碑，文件出台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北京的社会企业发展进入到了生态构建阶段。”于晓静分析道。

从最早的专有名词到专项政策意见的出台，北京社会企业政策环境逐步优化。于晓静认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北京市社会企业政策体系初现雏形。

目前，经过北京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和慈展会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社会企业有133家。其中九成的社会企业在利润分配和资产锁定上都有明确规定。六成以上的企业利润分配限定在1/3至2/3之间。在资产锁定方面有75.4%的企业承诺在清算时会将剩余资产的1/3以上都进行捐赠或者转让给同类企业或慈善机构。于晓静介绍说，通过有限制的利润分配和资产锁定来展现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同时也是约束社会目标不漂移的企业治理安排。

从经营状况来看，约有53.6%的社会企业收支平衡且有盈余。有67.2%的社会企业服务或产品的最终受益对象是大众，服务领域非常广阔。这也体现出社会企业更偏重提供公共服务、更有利于提高公众福祉的特点。其次才是面向“一老一少”和残障人士等群体。此外还有不少社会企业关注行业发展和新兴社会议题，如低碳环保、心理健康等。

在夏璇看来，成都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也非常完备。

“2017年9月2日，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召开，成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设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并围绕社区治理这个核心议题开展一系列措施，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个区县都出台了发展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夏璇表示，“成都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非常完备，成都的社会企业主要围绕社区的场景开展相应的服务：在党的指导下，以人民为核心，以社区利益为核心，通过可持续创新的方式盘活社区公共资源、链接社区外的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普惠性公共服务，解决社区居民共同关注的养老、教育等公共议题。”

据了解，截至去年年底，成都市认证的各类社会企业有189家，在有效期内的有127家。2021年，成都市社会企业的营业收入是7.48亿元，为从业人员提供了2785个工作岗位，平均每个企业提供近22个就业岗位，服务了各类城乡社区700多个，服务人次超过100万。

此外，成都市在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支持下，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为社会企业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平台——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中国证券业协会区域性股权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刘肃毅告诉记者：“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是我们依据证券法第98条，由天府股交中心联合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和电子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设立的一个资本市场特殊板块，核心功能就是为川藏地区的社会企业提供资本市场平台。”

数量少、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社会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本土社会企业已初具规模，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何立军分析认为，中国本土社会企业发展的历史毕竟还不长，社会企业自身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挑战。

一方面，中国社会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整体社会效益还不够显著。何立军表示：“数量和规模是判断和评价各种社会力量对第三次分配的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组织数量多、规模大，一般说来产出也高，创造的价值也大，反之，则产出低，创造的价值小。”

另一方面，社会企业运营模式不成熟、自我造血功能还存在不足也是制约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很多社会企业连“自负盈亏”都还难以实现。《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显示，2017年，纳入统计的全国1684家社会企业中，只有20.5%的社会企业实现了盈余，36.2%的社会企业实现了财务收支平衡，尚有43.3%的社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同时，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难以评估、社会影响力严重受限也是当前社会企业发展的一大挑战。实践中，由于社会效益类型宽泛、主观性强、指标不容易量化，社会企业创造和实现的社会价值并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此外，于晓静认为，社会企业的社会认知度不高，对社会企业的社会认知也尚未达成共识。“在中国，社会企业仍是一个新兴事物，需要被更多的政府部门、被全社会所了解。当下大家对社会企业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可能会导致洽谈合作时的沟通成本很高。”于晓静说。

夏璇表示，目前社会企业的主管部门也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尚未有明确的上位法对社会企业各方面作出规定，这也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需要克服的问题。

如何破解难题？何立军认为，要从制度环境、组织模式、运行机制等层面努力实现变革和超越。

在制度环境建构上，何立军建议，系统评估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基础和实践现状，在此基础上借鉴英国的《社会利益企业法规》等域外社会企业立法经验，尽快研究出台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明确社会企业的法人地位、认证方式、投融资方式、利润分配、治理模式、监督主体等重要内容。

在组织模式革新上，应当鼓励市场组织向社会企业靠拢，除了直接转型为社会企业外，还可以采取单独成立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联合发起设立社会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等不同形式进行。

在运行机制创新上，何立军认为，可以倡导基金会投资、商业机构投资、公益创投、社会捐赠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机制，以及采取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等多种方式缓解社会企业的资金困境。对处于初创期的社会企业，可以通过多层次的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培育扶持其成长。

新京报记者 叶红梅

编辑 陈静 校对 李立军